美國總統川普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新加坡召開的歷史性高峰會，攸關朝鮮半島的非核化，並將牽動區域情勢，全球矚目。「外交政策」雜誌(Foreign Policy magazine)就歷史上兩大重要的歷史峰會報導指出，細數過去，至少有兩次改變歷史樣貌的重大高峰會，或有值得川普、金正恩效法之處。
外交雜誌舉出的兩次歷史性高峰會分別是1970年代初期的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與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1980年代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和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會晤。這些高峰會之所以成功，具備了幾項要素，包括人格特質、共同的目標、能夠掌握國內的政治，以及建立互信和彼此尊重的個人關係。
有了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和中國總理周恩來事先的秘密談判，建立了彼此的共同政策後，才開啟了1971年-72年的美國和中國的交流，最後並成就了尼克森和毛澤東的高峰會。1972年美中上海聯合公報(Shanghai Communiqué)，確立了美國和中國將「基於尊重原則發展關係，不會訴諸武力或以武力威脅造成兩國人民的負擔」。
當時正值越戰，季辛吉要求中國對北越施加壓力，周恩來雖然沒有完全同意，但至少已經限縮了中國對北越的支持。至於在台灣問題，中國最初的立場是要求美國與台灣斷交，並中止與台灣的國防合作條約，做為雙方發展關係的先決條件。美國最後同意認知(acknowledges)一個中國政策，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立場不提出異議(not to challenge)，並承諾隨著地區緊張局勢的緩和將逐步減少在台美軍設施和武裝力量。
在季辛吉和周恩來進行外交折衝的同時，尼克森和毛澤東也因此得以專心於國內政治。而季辛吉和周恩來之間的信任和尊重，也是美中高峰會能夠成功的原因。
此外，外交雜誌認為，當今的世界領袖也可以從1980年代美國和蘇聯的外交往來學到經驗。
1987年的中程核飛彈條約(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是在美國與蘇聯的妥協下產生，進而促成了史上最大規模的核子武器裁減。削減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START)在老布希(George H.W. Bush)總統上任後才敲定。但在此之前，1987年和1988年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高峰會，扮演了重要推手。美蘇雙方史無前例的在許多區域問題上採取合作態度，包括兩伊戰爭(伊拉克、伊朗戰爭)，蘇聯從阿富汗撤軍、中美洲以及阿拉伯和以色列衝突等。
雷根和戈巴契夫在1987年的華盛頓高峰會上建立共識：「歧見不是區域互利進展不可克服的阻礙」；在1988年的莫斯科高峰會上，兩人也一致同意，將致力於避免美、蘇爆發戰爭。
這兩位美蘇領袖在自己國內也都面臨阻力。雷根必須抵抗右派和保守派龐大的反勢力；至於戈巴契夫掌握大權的時間讓他足以造成改變，最終導致冷戰結束。不過，雖然戈巴契夫躲過1991年8月的政變，但權力衰退，最終在1991年年底黯然下台。
雷根和戈巴契夫維持友好的個人關係，使他們能克服許多歧見。雷根在回憶錄中就指出，「我們可以辯論意識型態，但有一種化學成份使我們進行男人對男人的對話，沒有仇恨和敵意。」
再看到今天的川金會，川普和金正恩都還能有效掌握國內政治。但川普無法保證得到和當年尼克森前往中國的成效。參議院中民主黨議員正設法掣肘，反對「沒有價值」的協定；至於共和黨內的保守派也將加入自由派，要求白宮必須提出對北韓人權問題的關切。至於金正恩，美國前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指出，在金正恩地位仍崇高，北韓人仍相信「金氏家族是神」的情況下，金正恩要處理國內問題顯得容易許多。
川金會目前最大的關切點在於雙方要建立政策共識，必須拉近多少距離。這些議題包括正式結束韓戰、2萬8,000名駐南韓美軍的命運、還不需立即解決的兩韓統一問題、建立談判路線圖所需的足夠妥協，以及發表類似1972年發表上海聯合公報，和1987年、88年雷根戈巴契夫聲明所需的共同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