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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六四36週年，由遇難者家屬成立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每年都會向外界發表祭文和公開信，呼籲當局公開六四真相，也因此受到打壓。自由亞洲電台在今年六四前夕，獨家專訪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之一張先玲。她表示，已年屆88歲，行動不便，不明當局為何仍要嚴密看管她，反問：「我有那麼可怕嗎？」她表示，會堅守說出六四真相的承諾，不會噤聲。
久未露面的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之一張先玲表示，雖然年事已高，行動不太方便，需要坐輪椅，但只要身體狀況許可，一定會在六四當天到萬安公墓拜祭在六四事件中遇難的兒子王楠。
當局嚴密監控 嚴防言論
因為堅持說出六四真相與天安門母親發起人的身分，張先玲多年來被當局嚴密看管。她表示，在當局所謂的敏感時期，手機必定會受到干擾。去年在六四前夕，電話曾一度完全打不通，對外失聯；今年當局對她的看管也沒有鬆懈，早在4月她從外地回北京後已被嚴密監控。
張先玲說：「他們（當局）對我盯得很緊。我舉個例子，我從海南回來，到家的時候已經夜裡快12點了，他們（國保）就非常緊張打電話通知，要在我門口派崗，第二天早上6點就派人守在我門口了。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麼怕我。我也88歲了，走不了200公尺就要坐輪椅了，我有那麼可怕嗎？」
當局提出交換條件 張先玲拒絕妥協
張先玲表示，曾就當局經常派人在門口設崗一事抗議，要求在設崗前必須事先通知。她表示，已就今年臨時設崗一事提出抗議，對方卻提出交換條件。
張先玲說：「我問那個經常跟我聯絡的警察，我說你們在我門口設崗，我沒辦法反對，我也反對不掉，我也能夠理解你們（國保）是為了吃飯。但是你們是侵犯人權，你們是劊子手，在看著我們被害的家屬。我說你們是不是犯法？他們也承認，他說我們也沒辦法，就是不讓我見記者。他們要求我保證不見記者、不說話，我說那我做不到。我說要是我造謠你們把我抓起來，我一點意見沒有。我說的都是真話呀，你們（中國政府）不說這個真相，人家來問我我還不說嗎？是人來找我，是記者不是記者問我六四的事情我都說。」
喪子36年 痛苦從未減淡
張先玲不認同當局把每年的六四定義為敏感時期，對她嚴密看管的做法。但她承認，每年臨近兒子遇難的日子，內心都會很難受，喪子之痛不會被時間淡化或抹去。
張先玲說：「到了4月份到6月份之間，現在的政府不是說是敏感時期，我自己就會難過起來。作為一個母親，淡忘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這種突然的死亡。在這種強權鎮壓下的遇難不會忘掉，痛苦是深深刻在心裡頭的。(36年後)這個跟原來的悲傷不太一樣，就是一種痛苦。一個是思念的痛苦，也是還沒有解決這個事情的痛苦。」
堅持說出真相 為六四死難者討公道
張先玲表示，天安門母親的成員分散各地，不能常常見面，但從每年參與聯署公開信的人數看，有不少難屬家人和她一樣堅守平反六四的承諾，也堅定了她的信念與意志。
張先玲說：「我有堅定的信心，我不會停止抗爭，我永遠要把真相說出來，永遠要維護正義和尋求良知。政府怎麼打壓那是他的水平問題，他（政府）自己不覺悟、不面對現實那是他的能力問題，我們堅持不堅持是我們的良心問題。我們原來說過的諾言就是說出真相、拒絕遺忘、尋求正義和呼喚良知，我實踐我的諾言。我們要為六四死難的人討還公道，我們有這個堅定的信念，所以能夠堅持到現在。我就是要告訴孩子，媽媽還在堅持，也是告訴當局我們還在堅持。」
國際悼念活動成為支持力量
張先玲表示，中國政府一直想抹去六四真相，但她相信，政權力量再大，也不能完全抹去已發生的事。正因為這份信念，以及每年在各地悼念六四的人們，支撐著她與天安門母親群體。
張先玲說：「這個（六四）屠殺是在眾目睽睽之下，所以這件事情不會那麼輕易忘掉。雖然（香港）維園的燭光被狂風吹滅了，但它（維園燭光）的正義火花，在每個有良知的人心中還是在燃燒的。只要有一個火種、一個人在紀念，對於我們家屬來說都是有意義的，何況現在還不止是一個人、一個地方。不管人數多少，都是對我們的一種安慰與支持，也是給了我們精神上的力量。」
張先玲表示，不想評估自己能否看到六四平反的一天。但她說，只要大家都記得當年在北京和天安門所發生的屠殺，深信總有一天能在中國公開真相與悼念。
自由亞洲電台也曾聯絡天安門母親另一名發起人丁子霖，但電話已無法接通。據了解，丁子霖的身體狀況尚可，但聽力已退化至接近耳聾，已無法透過電話對外聯絡，難以再作公開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