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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學生會原定於上個月19日舉辦年度「新亞沙龍」，放映緬甸電影《何以鴉雀無聲》，並邀請新聞與傳播學院前院長李立峯教授與觀眾討論。這部電影涉及緬甸社會運動，討論範圍更將延伸至香港局勢與媒體角色。然而，臨近活動開始之時，學生會突然宣布取消電影放映，僅保留討論環節，未有交代原因。這種情況在當前香港的政治氛圍下，已經不再陌生：在政治審查的陰影下，文藝活動往往「鴉雀無聲」，或被迫改頭換面，或直接消失於公眾視野。
文藝應為政治服務？延安與新生活運動的影子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中強調「文藝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並要求創作者「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為革命服務。同樣地，蔣介石於《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亦主張文化與娛樂應受政府引導，作為塑造「新國民」的工具，以維持社會秩序。兩者雖然意識形態對立，卻都認為文藝不應脫離政治，而應配合統治者的施政目標。這種「文藝為政治服務」的觀點，在今日香港政治審查加劇的環境下，變得尤為諷刺。毛澤東與蔣介石雖然出發點不同，但兩者都明確認為文化界無法「獨立於政治之外」，而香港政府的審查行為則恰恰印證了這一點，凡是不符合官方敘事的文藝作品，即使未有明文禁令，也可能因為學校、機構的自我審查而遭到封殺。《何以鴉雀無聲》被取消放映，正是這種審查機制的縮影——即便電影內容未被明確批評，僅僅因為涉及「敏感話題」，便可能觸及禁忌，被迫噤聲。
政治審查下的文藝 還剩什麼？
當文藝活動受到這樣的壓制時，我們應該問的是，如果所有作品都必須符合統治者的要求，藝術創作還剩下什麼？《延安文藝座談會》與《育樂兩篇補述》都在不同程度上要求文藝界與政府保持一致，但當這種控制變得過於極端，最終的結果往往是藝術創作的僵化與思想的貧瘠。當年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尚且懂得透過文藝塑造意識形態，推動自己的政治目標，但今日的香港政府卻似乎連「利用文藝」的能力都不具備，而僅僅選擇最粗暴的方式——直接讓不合適的聲音消失。這使得香港的文化空間進一步萎縮，創作者與學術界愈發步步為營，甚至在無須明確命令的情況下，機構與個人已開始主動避開「敏感內容」，以免觸及禁忌。
何以鴉雀無聲？
這次放映會的取消，未必是來自直接的政治壓力，而有可能是出於「自我審查」的結果——校方或相關人士未必接到官方指令，但在當前環境下，所有與政治、社會運動相關的內容都被視為潛在風險，於是寧可選擇取消，也不願承擔任何未知的後果。這正是當代政治審查最可怕的地方，它不需要明文規定，亦無需暴力鎮壓，因為人們已經習慣了噤聲，甚至預先幫審查機構做出決定。毛澤東與蔣介石的文藝政策，至少還帶有「塑造國民思想」的積極目的，而香港的政治審查，則是一種消極的「禁聲政策」，只求讓異見消失，而無意提供任何新的文化方向。在這樣的環境下，文藝不再是社會變革的工具，甚至連「新生活」都無法塑造，它只是一種被壓抑、被削弱的存在。
沉默作為一種控訴
《何以鴉雀無聲》這個片名，本身已經成為對當下香港的諷刺與提問——為何我們噤聲？為何我們害怕？這種審查還要持續多久？也許電影的放映被取消了，但它帶來的討論仍在繼續，因為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能否放映」，而在於「為何不能放映」。當社會愈發壓抑異見，當藝術與文化只能按照統治者的意願運作，那麼，「鴉雀無聲」的，不只是電影放映會，而是整個香港的言論空間與思想自由。
然而，真正的沉默從來不會是終結，而是一種控訴。當審查者以為他們成功壓制了異見時，這種壓制本身，反而讓更多人意識到言論自由的可貴，以及審查制度的荒謬。這場未能上映的電影，或許無聲，但它的影響，將持續回響在那些仍願思考與質疑的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