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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低薪」以及如何解決「低薪」問題，一直是經濟、社會、與勞動等領域的學者所關注的議題。勞動部長近日指出，若依照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定義，「薪資」在中位數三分之二以下者為低薪。需注意的是，世界各國對於「薪資」的衡量方式並不相同，包含總薪資與經常性薪資都有國家使用。換言之，不同的薪資衡量方式就會有不同的低薪標準。勞動部若以本國籍全時受雇員工全年總薪資計算，則月薪低於3萬1千元新台幣的我國勞工將被定義為低薪勞工。面對台灣的低薪定義，如何提出解決低薪的政策，值得進一步討論。
最低工資與低薪定義不應混為一談
首先，在勞動部指出3萬1千元的低薪水準後，許多人好奇對未來「最低工資」是否會往3萬1千元調整，但最低薪資制定的目的是為了保障邊際勞工的基本生活所需，其目的並非要與高薪者進行比較。換句話說，將不同定義的最低工資與低薪水準進行連結是沒有意義的，也不正確。政府可以針對低薪族群的薪資水準太接近最低工資，提出解決低薪的政策。但是，不應該因為低薪水準較最低工資高，就要將最低薪資調到與低薪水準一樣。若我們沒有思考清楚最低工資政策的目的，就直接將最低工資與低薪問題連結，則一方面會導致政策沒有說服力，二方面也無法解決低薪的問題。
解決低薪需要廠商與勞工一起努力
其次，就低薪問題而言，解決低薪是需要廠商與勞工一起努力的。對勞工而言，其想要獲得較高的薪資，就必須提高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必須承認的是，不可替代性並非努力就可以得到成果。但是，若相同能力的勞工愈多，則其可獲得的薪資應不會有太大的差異。因此，許多人常會去考取相關的證照以證明自己的能力，但若證照愈容易取得，則可以帶來的薪資增加也愈有限。例如，台灣過去許多學校均設有餐飲管理或旅館管理科系，大量同質性高的畢業生被認為是導致服務業低薪的原因之一。
再者，對廠商而言，薪資的負擔能力與企業的獲利息息相關。因此，若廠商生產的產品與競爭對手的差異性不大，則其訂定價格能力也會受到限制，進而影響其獲利。當企業的獲利不高，企業可以付得起的薪資也會愈低。例如，許多旅館服務業者近年面臨產業缺工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面對產業缺工，這些業者給薪的幅度也相當有限。此時，只要其他產業願意付給勞工的薪資水準高，則薪資負擔能力較低的一般旅宿業者所面對的缺工問題仍會持續。因此，政府要思考的不是如何提出政策來幫助廠商，政府應該要檢討的是，為何過去推出大量的產業協助政策，台灣的低薪水準竟然僅有3萬1千塊。
擺脫要素驅動的經濟成長模式才可解決低薪問題
最後，許多人在關注低薪問題時，常會期待政府應該推出哪些政策優惠。但是，若以提高企業的薪資負擔能力來看，政府應該回到賴清德在競選時所強調的，台灣要從要素驅動的經濟成長走向創新驅動的經濟成長。若此，則政府應該讓電價合理反映成本的變動，而非持續地維持低電價。讓要素的成本可以真實的反應，才可以逼迫想要永續經營的廠商轉型升級，才能提高獲利與薪資。不可否認的是，國會議員要求凍漲電價、水價、油價等要素價格，都是持續維持要素驅動的成長模式，讓廠商沒有產業升級的壓力，這是台灣低薪環境的重要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