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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館與李登輝基金會27日、28日連續2天舉辦「虎口的難題—李登輝的抉擇」學術討論會。學者張國城今天(28日)表示，前總統李登輝的國防改革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當時建構的國防力量，至今仍是台灣國防的主力，這是李登輝留給台灣的最大遺產之一。政大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在論文指出，李登輝於1992年與中共高層建立的祕密溝通管道，減少台海兩岸互動可能因誤判產生的衝突。
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張國城談「李登輝的國防改革」，他說，李登輝12年執政，國防體制改革和對外軍購的積極非常明顯，李登輝任內台灣對外軍購金額一度居世界前列，而建立危機處理機制、任用文人出任國防部長、推動「精實案」等，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張國城認為，蔣經國時代軍購的遲滯在李登輝時代得以打破，當然一部分原因是來自於冷戰結束後，美國和歐洲軍火商擔憂訂單減少的危機感，但台灣民主化帶來的良好形象、李登輝積極態度和當時的「務實外交」，才是主要因素。李登輝的國防改革，不僅真正落實了解嚴、在這段時期安然度過了第3次台灣海峽危機，更對之後的政黨輪替提供了一定的安定基礎，而當時建構的國防力量，至今仍是台灣國防的主力，這是李登輝留給台灣的最大遺產之一。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特任研究員黃偉修發表「重探李登輝政權『戒急用忍』決策過程的定位與意義」。黃偉修說，中國大陸在第3次台灣海峽危機之後無視台灣當局，透過「以商圍政」、「以經促政」的方式在三通等問題上對台灣施壓。當時李登輝決定推動具有彈性的戒急用忍政策，不僅有危機處理的意涵，也是蔣經國政權推動對大陸的交流以來，台灣當局第一次對投資大陸的問題進行管理的措施。
政大台灣史研究所教授薛化元則發表「李登輝主政時期對中國大陸政策：以曾永賢為中心的探討」論文。薛化元指出，李登輝時代，來往台海兩岸的「密使」廣為人知，曾任國策顧問的曾永賢建立兩岸溝通管道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薛化元指出，李登輝一方面透過「國統綱領」及其後續政策的詮釋，作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往來的原則，另一方面，考慮到台海兩岸之間的往來互動將會愈來愈頻繁，因此建立與中共高層的溝通管道，是李登輝總統任內的重要課題。當年李登輝的幕僚張榮豐也曾在回憶錄中提到這過程，包括曾永賢與張榮豐1992年8月31日從台灣抵達香港，於9月2日輾轉到達北京，與中共高層接上線。
薛化元說，由於1992年曾永賢與張榮豐成功建立與中共的祕密溝通管道，讓李登輝政府可以掌握更多重要的中共情資，並透過溝通，減少兩岸互動因誤判產生的衝突，也讓李登輝政府能夠更精準地研判中共反應；除了體制上原本能蒐集到的資訊外，還多了透過祕密溝通管道可以掌握的情資，讓李登輝政府能夠更精準地研判中共反應。
不過，薛化元在論文也指出，這個管道得以建立，也是因為當時中共政權可以跳脫某種程度意識形態的包袱，「不強力打壓中華民國／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才使得雙方互動得以順利推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