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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據日媒《千葉日報》報導，一名住在日本千葉縣的62歲台灣籍詹姓女子，11月13日開車撞上一對走在斑馬線上的母女，1歲的女童送醫不治、女子則身受重傷，目前這名肇事的台灣籍女子已被當地警方依照涉嫌違反「駕駛汽車死傷行為處罰法」逮捕。
筆者最近一次公差前往日本，並首次在台灣以外的地方開車進行自駕遊。而在完成首次的右駕駕駛後(台灣是左駕，日本是右駕，與台灣剛好相反)，就傳出台灣女駕駛在日本開車撞死人的新聞，作為在一個台灣獲得駕照的香港人，在日本的駕駛體驗後，聽到這一宗事件真的感慨萬千。
日本駕駛文化體驗
老實說，我自己在台灣駕駛經驗也不太多，目前為止就只有約6000公里的經驗，但是稍微在日本與台灣兩個環境分別開過車後，立刻可以發現台灣與日本的駕駛文化存在巨大差異。而我想說的不是因為左右駕的關係而產生的基本差異，而是用路人與用路人之間駕駛文化上的差異——禮讓。
作為一個在台灣已經生活了好幾年的香港人，很多時候都會被台灣人說覺得香港人說話很直接，同時我亦覺得有時真的聽不懂台灣人的話術，感覺有點像日本人那一種說話方式，不是成長於台灣的環境之中比較難以理解。台灣有很多日本相關的文化遺產，不論是建築或者生活文化都有一定的關連，但台灣人卻不是在所有環境都學習了日本人的習性，包括今天最想談的駕駛。
如果說日本人是在日常與在車上都是非常禮讓的話，那台灣人就只是學了一半，在台灣用路人的駕駛經驗上，給外來人的感覺就是馬路達爾文主義——弱肉強食。其實這次不是我第一次去日本，但作為駕駛者卻是第一次。以往的話，作為路人的經驗比較多，大多都是感覺到「車讓人」這種在日本比較理所當然的道路禮儀；作為馬路上更強勢的使用者，向弱者禮讓可以說是非常合理的。
但這次同為駕駛的一員，卻深深感受到充滿友善的駕駛環境，「排隊預留適當車距，不會插隊」、「人家的路權上為主車，卻會禮讓轉彎車」、「從未聽到路上有人按喇叭」，「開高燈(遠光燈)時遇對頭車會主動轉低燈」等等。這些經驗對本身只曾在台灣駕駛過的我來說，簡直覺得所有駕駛都是天使，同時也令我明白到為何部分的台灣人都不敢在台灣開車，但卻敢在日本開車，因為在日本開車你不會那麼容易就進入台灣日常的「路怒」狀態，從而也不會那麼容易「恐路」，作為駕駛不會害怕，更何況是作為普通的路人呢。
台灣有沒有可能改變？
回想起有一天，我在台灣開車載香港朋友出去玩，那時有人讓車給我，我回了一個輕喇叭，立刻被香港朋友罵我說「人家讓你，你還按人家喇叭」，我連忙要解釋這在台灣是禮貌的行為，但香港朋友仍然不能相信，覺得這件事本身就是很沒禮貌的行為，讓我反思到交通教育3E中，台灣最欠缺的Education教育的部分，到底台灣有沒有可能像日本一樣克服好「交通戰爭」，從而擺脫「交通地獄」的現況呢，這問題可能需要一個有擔當、有勇氣的政府，而不是被慢駛辦公室一圈、就馬上對改革投降的政府才有望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