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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意圖：為權貴續命
《愛國主義教育法》是2013年後紅色文化和維穩黨國體制的產物。新法中的愛國內容幾乎都是「黨國」而非「中國」，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國共產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中華民族發展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團結奮鬥的重大成就、歷史經驗和生動實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國歌、國徽等國家象徵和標誌﹔中國的壯美河山和歷史文化遺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和法律，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國家安全和國防等方面的意識和觀念﹔英雄烈士和先進模範人物的事跡及體現的民族精神、時代精神﹔其他富有愛國主義精神的內容。
在愛國的形式上，中國的各級黨政軍以及控制的民間社團，都要肩負起實施愛國教育的任務，從課堂、到社會、到文藝廣播電視文學、到博物館和文化古跡，都會成為愛國教育場所。新法破天荒正面表列了不愛國的行為，包括：侮辱國旗、國歌、國徽或者其他有損國旗、國歌、國徽尊嚴的行為﹔歪曲、醜化、褻瀆、否定英雄烈士事跡和精神﹔宣揚、美化、否認侵略戰爭、侵略行為和屠殺慘案﹔侵佔、破壞、污損愛國主義教育設施等。如果發生不愛國的情形，新法要求及時予以制止，造成不良社會影響的，應當責令及時消除影響，並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予以處罰。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愛國主義教育法》是2013年以來不斷強調的「賡續紅色血脈」的結果。如今的中國當局對對紅色革命文化和歷史具有著迷一般的執著和追求。他們認為紅色文化的美感能夠去掉中國人心中的不良思想，能夠讓人民繼續服從權貴階層的統治。新法完全拋棄了江胡時代的國家主義和淡化紅色歷史的路線，而是將中共建構的黨國敘事作為全中國的思想教育內容。在這部新法中，我們看到了中國政府所宣稱的愛國教育，絕大多數內容都是中共紅色革命與統治的題材，所謂英雄烈士和先進模範，也是中共意識形態框架下的黨員先鋒。在這部號稱是「愛國」的法律中，除了一句「壯美河山和歷史文化遺產」，幾乎看不到中國5000年的文明積澱和傳承。但在中國政府的治理下，中國山河早已被污染、被破壞，歷史文化遺產早已被毛澤東時代的破四舊和批孔揚秦所摧毀。
這樣的法律無非是要將中共政府的統治合法化，並且將中國進入紅色時代視為歷史發展的必然。中國5000年的歷史傳統和文明繁榮，都只是在為今天的這個紅色政府的存在提供歷史論證，最終的目標是為紅色權貴集團趙家人繼續統治這個國家的制度續命。
毛澤東追求「國際主義」 淡化「愛國」
不過在毛澤東時代，「愛國」並非中國政治文化的關鍵詞。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而是一個政權。「紅色政權」這個中文名詞成為中共黨人引以為豪的稱謂。在原始的共產主義革命學說中，「國家」並不是值得讚譽的政治對象，因為信奉「工人無祖國」的共產黨人，追求的是一種天下主義。他們認為傳統意義上的國家、民族以及歷史傳統文化，是實現世界大同、無產階級翻身和共產國際的障礙。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認為法國統治者的愛國主義雖然是純粹的，但妨礙了工人階級和人民的利益，所以應該消滅愛國主義。列寧更進一步，在《論國家》的演說中，將「國家」視為是對壓迫的粉飾、對剝削的辯護、對特權的辯解。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無論是沙皇政府還是共和派高呼「愛國」時，列寧都會強烈反駁道：「我們究竟是愛誰的國、為誰去愛國。」
毛澤東雖然是民族派的共產革命家，但他的國家學說對「愛國主義」、「國家」這些概念是排斥的。一方面，傳統中國的儒家學說與文化是毛氏眼中的封建糟粕，欲除之而後快；在毛氏政治哲學中，很喜好使用「革命」、「國際主義」這個概念，來推行輸出革命、充當第三世界的革命領袖。在毛氏著名的《紀念白求恩》一文中，他寫道：「我們要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要和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打倒帝國主義，解放我們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這就是我們的國際主義，這就是我們用以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和狹隘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
「抽象愛國」與「具體愛國」 80年代的思想交鋒
毛氏的共產主義統治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國人的樸素道德倫理造成了巨大打擊。文革結束後，中國文藝界開始了傷痕呈現和社會反思，對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發起挑戰。從西單民主墻開始，愛國主義成為了中國知識分子與共產黨爭奪歷史與文化話語權、甚至是國家身分話語權的武器。
中國當局將「中國」與中共合一，愛國就是愛中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中國知識分子則將「中國」概念抽象化，認為每個中國人心中都可以有自己的中國想像，將「中國」詮釋為歷史、文化、民眾利益的共同體。電影劇本《苦戀》書寫了愛國藝術家報效祖國卻被迫害致死的悲劇，認為愛國應當是熱愛中國的歷史、文化、山川大河，而非擁護獨裁領袖。當時的中國宣傳部門禁止《苦戀》公映，共軍《解放軍報》在批判時公開叫囂：「愛國不是抽象的，在當今的中國，愛國就是愛中共、愛社會主義。」
而在持續的文藝思想解放中，電視紀錄片《河殤》以及尋根文學文化的興起，帶動了中國人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反思，認為中國要走向文明，要學習西方的多元包容，去掉封建文化中的腐朽觀念。雖然這是追求普世價值的第一聲號角，但這些思想解放浪潮的基調仍然是「愛國」。
不論是抽象式的愛國，還是具體式愛國，中國民間與官方的共通之處是都將「國家」視為神聖概念。這一時期的共產黨當局，在「愛國」論戰中基本處於下風狀態，「愛國」在中共政治敘述中，沒有正面表列愛國或國家的定義，只有被動防守，幾乎是失語。造成中國政府被動的原因，是毛澤東的統治帶來經濟崩潰和道德淪喪，共產黨的宣傳和思想政治工作失去了道德感召力和吸引力；當時共產黨的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實行開明執政，一直抵制黨內保守勢力的反撲，也為民間的思想活躍提供了暗中的保護。
六四槍聲後 國家主義登上舞台
赤色中國的思想解放終結在1989年的六四槍聲中。中國社會進入了現實主義、追逐個人利益和「去意識形態化」的階段。江澤民和胡錦濤的執政方針大致雷同，前者主張「悶聲大發財」，後者強調「不折騰」。二者共同點就是希望將中國人的心態聚焦在發展經濟上，用經濟成長的改革紅利來換取中國人對共產黨統治的支持。「國家」在民間開始被去魅，因而官方開始轉向國家主義的意識形態宣傳。
江胡執政的20多年，是中國政府罕有在意識形態和宣傳領域採取淡化的階段。此時的中國社會，毛澤東式的共產主義不被人民信賴，貧窮的記憶仍舊讓中國人警覺隨時可能回潮的政治倒退。但六四的鎮壓也讓中國人對快速和大膽的政治改革失去了憧憬。不過，中國與世界的融合卻沒有停止。中國人對「國家」的期許和理解，從80年代的神聖符號，開始轉向西方式的「公共服務載體」。中國社會中的納稅人意識、維權意識、法治意識在江胡時代蓬勃發展。如果「國家」不能夠為人民提供服務和保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當時西方普世價值的輸入、中國人出國熱的興起，中國人權利觀念的轉變，讓「國家」開始與個人權益結合。中國當局的愛國主義教育，一方面大幅度省卻傳統的紅色文化、紅色題材，另一方面則回歸中國歷史傳統和文化，以求抵禦西方文化的衝擊。整體而言，中國政府在江湖執政時期弱化了紅色思想，憑藉傳統的中國文化來與西方文化叫陣，塑造國家主義的國民精神形態。
實施影響：黨國主義將掏空中國文化內涵
歷史是現實的老師，現實是歷史的鏡子。《愛國主義教育法》的實施，是經歷了1949年以來中國政府與在野社會多番文鬥較量之後，為了奪取「國家」的詮釋壟斷地位，而使出的終極殺手鐧。受影響最大的是正在國民教育階段的中國少年。相較於經歷了社會淬煉擊打而老成世故的中國人，這些頭腦如白紙一樣的中國少年，一旦被紅色黨國文化輸入，從最悲觀的角度觀察，中國的未來幾代人都將成為思想上的奴隸、精神上的囚徒、道德上的侏儒。這會徹底斷送中國的香火，讓中國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而在新法實施之後，舉凡有條件的中國人，為了下一代的前途，也會踏上「潤」的征途，與這個紅色帝國說再見。
中國政府所宣稱的革命文化、愛國價值，在倫理上完全背離中國傳統文化甚至是一般的普世文明。文革中的親人揭發、父子反目、夫妻劃清界限，都是與人性相衝突的政治極端。中國政治鬥爭中的暗黑、好勇鬥狠，都會令中國人對多元文化、少數族群利益、國際社會充滿仇恨與偏見。
經濟與發展上的脫節，幾十年足可彌補。但思想和價值上的隔絕，恐怕幾個世紀都無法復原。在這部愛國法律的鉗制下，中國的書店排行榜將只有黨文化的書籍名列前茅，中國社會勢必進入文明的寒冬期，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文化命脈也將因此被斷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