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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5月5日
3日在收教所大廳辦理完入監後，孫副科長和兩名保安帶我走小路，穿過一片荔枝園，拐來繞去，通過兩道鐵門，我被帶進二中隊大院。囚犯向我揮手喊叫。隊部值班的高個警察自我介紹姓劉，副隊長，另一位是內勤管教。劉副隊長大約40歲，皮膚黝黑。我被指令坐在房間中央高約20公分的紅色塑料小圓凳上，他坐在黑色大班臺後面，翻看派出所警察移交的我的材料。居高臨下。大班臺邊緣發出賊亮的光。
然後讓我填寫個人情況登記表。看完資料和登記表，他立馬變得十分熱情。說我原來是個記者、作家，西北出才子，他很喜歡敦煌和張賢亮……又聊起張賢亮的作品《綠化樹》和西部影視城。孫副科長見我完全放鬆下來，他才告訴我，我的收容教育期限是兩年，而不是此前的一年。剛才我電話告訴朋友張，收教期限是一年，孫就在旁邊，卻沒說實期。他當時的表情似乎也很納悶，但沒有說出來。
收容教育最高期限是兩年。我不再憤怒。再次坐實這是一次有預謀的政治迫害。猛然間，我倒踏實平靜下來，打定主意認認真真坐完這兩年牢獄。多年生活在政治恐懼之中，這一刻，焦慮、犧牲、不安、恐懼都找到了歸宿。只有坐過牢的人，才能明白從極度恐懼不安，到刑期明了，帶給內心真正的平靜。這是非常奇妙的心理過程。
有罪的殺人犯、強奸犯、毒販和貪汙犯，他們行使罪惡時知道自己在犯罪，僥倖心理壓服了他們的罪惡感。政治犯則不同，他們所謂的罪行，是政府隨意判定的，而不是依照國際人權公約。但在政治恐怖國度，統治者權力來源的非正當性和非法性，會讓他們內心產生一旦失去權力會遭受清算的強烈不安。他們將自己的恐懼不安，透過暴力行為，轉嫁給一切敢於批評政府、呼籲民主自由的持不同政見者。當局施加給政治犯以政治禁忌的律令，那就是不服從的「罪感」。
我被帶到大樓另一端的一個小房間，洗澡間與廁所合二為一。換上一套短袖、長褲藍色囚服。囚服骯髒、陳舊，散發出濃濃異味。丟給我一雙破舊的棕色拖鞋，一只拖鞋還缺一角。劉副隊長猶疑地問我，要不要把換下的衣裝鞋子，丟進門外的白色大垃圾桶，被我拒絕。內勤管教找來一個黑色塑料袋，我把換下的米色休閑褲、白色休閑鞋、白色襪子、花紋 T 恤和「花花公子」腰帶，還有一串家門鑰匙，裹卷著塞進塑料袋。管教拿去袋子丟在值班室門外水泥地上。
內勤管教告訴我，你的朋友張XX已來到收教所門口，你的私人用品等會會轉交給他。張也是「八九一代」，他接到電話，非常震驚。一個囚犯送來晚飯。我才發覺晚飯時間到了。滿滿一鐵飯盆米飯、肉菜，飯盆邊緣搪瓷已掉，露出黑色鐵質；高高的飯菜上插著一雙長短不一的木筷子。飯菜倒是蠻有油水，肥豬肉炒空心菜。我趕上「五一」節改善伙食。
我沒胃口，吃了幾口，將飯菜倒進門外的垃圾桶裡。在我問話、吃飯期間，孫副科長專門、臨時抽調成立了一個新監倉，加我共4 個人。孫告訴我，他已跟其他3個犯人分別談過話，不要擔心害怕。我剛才曾問過有沒有打人現象。這恐怕是他對我的間接回應吧。手工填寫的學員證，裝在塑料套裡，用夾子掛吊在我的左胸部位。每個囚犯白天都要戴牌。
深圳市收教所學員證
學號：04—032
姓名：劉水
期限：04.5.3——06.5.2 二中隊___組
這張學員證，是在我入監幾個月以後，在體操訓練間隙，偶然在操場旁側的禁閉室保安值班桌抽屜內發現。從一大沓廢棄學員證中，我特意揀選這張囚號04—001卡片。從半年期限可知，這位叫李檾日的囚徒，是在2004年第一天元旦，不幸被關入深圳收教所。我入獄時，他已減期獲釋。
我的學員證，期間損壞幾次，換發新證，但在獲釋那天被收繳，未能帶出。李的學員證，我夾在日記本裡，委托獲釋難友隱秘帶出。同倉陳光潤（四川遂寧市人，聯通公司職員，一年期，減半年到期。）接到中隊通知，讓他電話通知親屬交解教費。錢到賬就放人。陳專職打掃管教值班室和辦公室衛生。
3日晚熄燈後，他摸出在管教辦公室煙灰缸撿到的半支香煙，讓大夥輪流抽幾口。他們靜靜聆聽我講述自己的受迫害經過。陳從儲物箱翻出一本寫了幾頁的筆記本，撕掉那幾頁。他將筆記本送給我說：「你用得上。」又說：「我可以幫你帶信出去。」他應是可信之人。
此前，陳曾嘆息，這次坐牢丟掉了工作，損失可大了。我打算再寫信委托朋友，看看能否幫他找份合適的工作。
我被分配在306號囚室。管教發給我一床惡臭發白的軍用棉被、一張皺巴巴大半角已破成條綹的舊草席、半卷衛生紙、一支牙刷和半管牙膏。提前給我預留右側靠窗下鋪。這倒是一個好位置。草席直接鋪在木床板上。從其它監倉新調配來的三個「老兵」陳光潤、崔正威和郭勇，他們應該都是管教信得過的人。內蒙古籍「老兵」史慶國，送給我一條白色舊毛巾和一只紅色舊刷牙杯。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