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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由姜文導演，根據王朔的小說改編，據稱是中國20世紀90年代反映「文革」題材影片中唯一一部在中國通過政治審查的經典代表作。
電影內容是六十年代青少年的日常生活與愛情故事，更多的陽光歡樂，很難看到政治大迫害與生活困窘造成的苦難敘事，之所以能夠通過政治審查，原因可能在此，也因為這個原因而受學界詬病。
不同城市、不同區間的青少年對文革肯定有不同的體驗，因為中共的迫害一直在百分之五的人範圍內進行，五十年代的農村中大約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六十年代的文革也大致有百分之五的人受到政治性的衝擊，鄧小平的兒子鄧樸方跳樓致殘、習近平被下放到陜西，偷偷逃回北京被舉報、拘留，在海澱區一處工地被勞動管教，而郭沫若的兒子自殺，這些內容是無法拍成電影成為「文革電影經典」的。文革對於中共高層的孩子們，更多的是淒風苦雨，甚至是腥風血雨，不可能是「陽光燦爛的日子」。城市文革中災難景象是青少年因政治觀念不同而卷入武鬥，同時迫害右派或自己學校的老師，他們打了政治的雞血，狂熱地宣洩青春的激情。
遊戲性的參與或「文化參與」
文革時村莊裡的孩子們在文革，是遊戲性的參與、或者屬於「文化參與」，因為我們根本不懂政治，不知道要造反什麼，也不知道「五一六」通知的意義，對安慶造反派中出現的好派屁派，人們談論起來也只是覺得好玩，而去過安慶城的人，都會覺得恐懼無比。鄉村生活雲淡風輕，無法認知城裡的人，他們不為田不為地，也不為油鹽柴米，如此殘酷鬥爭甚至動槍動炮，不過思議。
村莊裡的孩子在文革時主要「玩」些什麼？
收集與玩賞毛像章：現在的兒童會收集自己喜歡的各種動漫人物貼片或玩具，我們並不知道毛像章的政治意義時，互相交換與玩賞毛像章與現在的孩子玩玩具性質完全一樣，特別是一種夜晚可以發光的毛像章，因為由熒光物質制成，我們是當成寶物來玩賞的，我家一位堂親在部隊中寄回上百枚毛像章，分發給村中的親鄰們，那種場景如同現在的青少年收到國外寄來的最新玩具。附近公社裡居然有一位年輕人，將毛像章刺進胸部的皮膚中，以示忠誠，但這種極端情形只是個別人瘋狂行為。
後來才知道，毛像章製作史，就是毛搞個人崇拜的歷史，1942年，延安製作出第一枚延安毛澤東像章，1945年，藝術專門設計了毛的金屬像章，到1966年夏至1971年形成高潮，前後5年時間制作的種類約1萬種、總數20億枚。
毛澤東像章（示意圖／取材自網路）
有學者研究說毛像章是文化大革命中一種崇拜禮器，我認為它是個人崇拜的政治符號，也是政治正確的象徵物，大量的毛像章由各大小單位都爭相設計、製作、分發，成為一種政治時尚，這是政治性是跟風所致，直到1980年代初，村莊裡接到上級統一通知，上交所有的毛像章，而這個時期，可能與反對華國鋒搞個人崇拜有關。
村裡的孩子覺得文革「有趣」
除了收集毛像章，我們參與了許多「有趣」的文革遊戲，這些遊戲對於我們來說，與過家家遊戲並無不同。
我們跟著大孩子們跳忠字舞，如果這些歌曲不是歌頌領袖，而是歌頌生活或自然，那些快樂的節拍，是多麼讓人快意；我們這個農業民族，太缺少歌舞，當政治歌舞傳到村莊，給青少年們帶來了豐富的文化生活，文革歌舞有簡單的動作並伴有歡快的節奏，與傳統音樂中那種悠長哀怨的聲調相比，確實給人陽光燦爛的感受，但它政治毒性浸染其中，製造個人崇拜是它最高的目的，許多人被洗腦也是不知不覺地完成。
喊口號與遊行，也成為我們喜歡玩的「遊戲」，看到村莊裡一位大我們六七歲的中學生能夠在數百人的遊行隊伍前領喊口號，非常羨慕，遊行隊伍從一個莊村到另一個村莊，敲鑼打鼓，紅旗飄揚，歌聲嘹亮，我們會跟在後面跑幾個村莊才回來，然後就會模仿，一個小夥伴領喊：「我們敬祝毛主席」，後面齊聲高喊：「萬壽無疆」，然後就是一陣嘹亮的歌聲，《東方紅》或《歌唱祖國》之類的歌曲，如此往複，對於孩子們來說，口號的政治意義等於零，快樂在體驗過程之中。如果在村莊孩子們遊行遊戲中能領喊口號，也就有了孩子王的感覺了。
很少有人從兒童的文化、遊戲體驗的視角去分析文革對孩子們的影響，這種體驗會不會影響個人身心成長，有待分析與討論。對我來說，影響很小，而那些年輕人參加造反與武鬥，對他們將來的政治人格影響應該更為深刻。
就在大陸大搞文革運動之時，1967年臺灣中華民國政府開啟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1968年11月12日，總統蔣中正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提出「復興中華文化，造成三民主義新時代，發揚倫理、科學、民主精神，明禮義、知廉恥」。
正是臺灣保留與弘揚了傳統文明，幾十年之後，去往臺灣的大陸人發現臺灣人多溫文爾雅、知書識禮，親切友善，如果再分華夷之別，在政治與道德上臺灣才是中華，而大陸現狀卻是蠻夷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