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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鄉建人才，沒有成功案例可學當然鬱悶，有了範例，也可能會有另外的鬱悶。
忍不住有點惡做劇地想：如果把兩波實習生分別派往蒲韓與南塘，半年之後聽他們分享經驗，保證聽眾一定暈。
兩處皆有十幾年歷史，都是綜合發展的鄉建樣板，文化活動、有機種植、城鄉互動各有千秋，兩個合作社還是常來常往的好夥伴。但沉浸下去體會運行細節，就會發現差異不是一點兩點：蒲韓堅決不建房，南塘大建其房；蒲韓有言在先合作社理事們專心服務社區不參政，南塘把選舉法編進節目裡走村串戶維權班底連續當選；蒲韓只發獎狀強調不能發獎品，南塘專門敲鑼打鼓把獎品發到人家門口……南轅北轍那叫一個蠻擰啊。
蒲韓有車子有廠子就是沒房子。他們不是沒有錢，但鄭冰對所有蓋房的建議都一口回絕：農村閒置房屋那麼多，租過來直接用就好了，幹嗎要建新的？
南塘脫貧之前就開始建辦公樓，而且不只建一座，建好了一座再一座。如今合作社經濟翻身，還要建人間戲台、建「合作的豐碑」，建大院……。
如果能夠堅持住不立即暈倒在地，試著觸摸背後的脈絡，就會看到，由科技培訓和婦女文化活動發起、受基層政府鼓勵成立的蒲韓，與在維權上訪過程中團結起來、在各種打壓下九死一生與當地政府艱難對話的南塘的前世今生，當下的一切，全部其來有自。
已經十年沒去南塘了，通過網路看他們各種活動花樣翻新，合作社大院名曰「南塘民府」那叫一個揚眉吐氣。自古以來，有威高權重的官府政府，有單家獨戶的趙錢孫李府，而今有了書聲朗朗歌舞飛揚的民府，上演鄉親們自己的農民走秀、舞林大會、南塘村晚和大地民謠音樂節。當我們了解了這樣的背景與脈絡，也就明白，合作社為什麼要走村串戶敲鑼打鼓，把獎品發到獲獎者的家門口，儘管這些獎品可能只是尋常的臉盆暖瓶……。
每一種做法都牽動了合作社十幾年的歷史，甚至是合作社之前的各種過往。相同的合作理念，在不同地方長出了不同的形態。獎品發還是不發、房子蓋還是不蓋？不只是蒲韓、南塘的小事情，還有一個高端大氣上檔次的名詞：本土化。這不僅是蒲韓或者南塘的在地知識和本土化，往小裡說可以具體到個人有沒有自己的個性特色獨到見解，往大裡說，可以投射到整個中國的民間運動，是個大哉問。
中國民間運動三十年，起步夠晚，九十年代重開國門，國際組織帶著資源理念而來，有喜有憂。
鄉建起步更晚。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農民培訓黃埔一期始於2004，梁中心人才計劃黃埔一期，2005。年輕的新鄉村建設運動培養出年輕實習生帶著理想和三農情懷，帶著「探索農民培訓、組織建文藝隊、老年協會，這種由知識分子和大學生推動，農民為組織化主體的鄉建模式」去鄉村。亦喜、亦憂。
當三農專家、大學生支農隊、涉農組織進入農村的時候，這種進入對農民意味著什麼？（圖：作者提供）
中國現在的鄉鎮政府擁有比民國縣級政府更壯觀的部門設置與人員配備，國家權力毫無疑問是鄉村裡的大哥大，也是各種批評千夫所指。但是，浸入了鄉村的權力系統並非只有國家老大哥。三農專家把高考和金融比作抽水機，將農村的人才與資金抽向城市，合作社法公佈後大農企業大資本進入農村新一輪「抽水」。那麼，我們有沒有想過：當各種各樣的三農專家、大學生支農隊、涉農組織進入農村的時候，知識分子話語權力、支農隊員的熱情和投入，這種進入對農民意味著什麼？
蒲韓、南塘合作社能夠發展到現在，與靈魂人物大有關係。早在上世紀末鄭冰和楊雲標即開風氣之先，1997年寨子村開始農民培訓，1998年成立農民維權協會，我一直說他們是農民裡的政治家，學習能力超強。現在覺得，更準確的表述應該是：他們對話能力超強，有能力與各種力量平衡對話。
提請注意我這則文字的題目，是「平衡」對話，而非「平等」對話。
當然是平等對話最理想，但不管是一個農民還是一群農民，跟國家權力談權、跟資本權力談利、跟話語權力談理念，如何平等？與強大力量對話找平衡，一定要先站穩自己，清楚自己是誰，要的是什麼？這個強大力量並非僅指國家權力、資本權力，心繫三農的學者專家、熱情洋溢的支農隊大學生、漂洋過海帶著資金來扶貧的國際機構好心人……話語權力也是權力，要與炫目的理論理念平衡對話，不在宏大敘述中迷失，找到自己的道路和方法。
這種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裡平衡對話的能力不僅是對外的，也包括對內的，與自己的團隊成員合作夥伴的。鄭冰、雲標這樣的領袖型人物是我見到的為數不多的「農民裡的政治家」，但他們與身邊的團隊，明顯落差太大。合作社能夠逆勢生長，活到今天，而且發展越來越好，因為有團隊的壯大與提升，因為他們有意識也有能力與團隊成員合作夥伴平衡對話帶動提升，而不是用資源優勢、能力優勢強化自己的權威與獨占性。
一斑，窺豹。這是蒲韓、南塘的在地知識本土化，也可以由此照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