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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之說，緣於一篇題為《「淨土」與「江湖」》的文章，作者是一位由媒體人轉軌而來的公益人，從事行業支持，在這裡看到了理想，也看到江湖。文出之後，一次會上談到，一個年輕人如果進入傳統第一部門第二部門，可能要奮鬥十幾二十年才能與這個行業頂端的人對話，但進入公益圈則大大縮短。
江湖紛擾，從來都是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的所在，可以是名利場、修羅場，可以是終南捷徑，也可以是修行的道場，江湖越大越是什麼鳥都有，追求理想和混飯吃、招搖撞騙的，共處一圈。
草根中國與精英公益圈
九十年代為重返國際社會、吸引境外資金打開國門，佔盡優勢的中國特色是境外資金+有體制背景的精英化。2004《基金會管理條例》、2018《慈善法》，商業背景資金進軍公益，公益圈熱鬧起來，你方唱罷我登場。這番熱鬧也帶來了就業機會與薪水不錯的職位，開始有越來越多教育背景良好的人選擇公益、或者由其他地方轉戰公益圈。先天不足的公益圈一下湧入了太多的「優秀人才」，還產生了許多「Metoo圈文」中所言的「精英公益機構」，精英人才、資金優勢、公益大佬加持與商業邏輯運作。
他們不僅是在「進軍公益圈」，也是在「收割公益」。看上去似乎有個熱熱鬧鬧的「公益圈」，各種媒體傳播各種風生水起各種跑馬圈地，各種「公益新星」迅速竄紅，引領話語若干年後再迅速變成割據一方的「公益老兵」，本來就悄無聲息的民間公益事業則更加隱形、失聲。
一些扶持民間公益領袖的組織如在十年前開風氣之先並頗受好評的「銀杏計劃」，在收羅標誌性的民間公益人物之後，已見精英傾向。始於2016的「青莪計劃」從一開始即稱入選者「青莪學者」，即是為公益圈中的精英、或者說是為精英的公益圈量身定制。
「有中國特色的Metoo」
Metoo2018年曝光的幾位「公益精英」皆為「後起之秀」、「智力優越」與「道德優越」，背後皆有「特定圈子」與「大佬加持」，最後大多平穩落地。
雖然Metoo曝光的是某個人的某種特定行為，但背後都有一種權力共犯，都是對權力弱勢一方的侵害，不論是表現為男性對女性的性侵害，還是話語權力的霸凌，或者是佔據了道德制高點的操控與勒索。
Metoo本應成為反思並建立預防和懲戒機制的機會。但是很遺憾，有中國特色的2018Metoo最為亮眼的「風景」，是諸「公益大佬」火速公開表態。雷闖被曝性侵後先是有限度承認並道歉隨即各種狡辯推諉，諸位大佬不是表態支持受害人，而是支持加害者。說得出口的原因無非「對公益圈做了巨大的貢獻」，不宜公開的原因：侵害人與他們在同一個「圈子」裡。當這張截圖曝光，「帶頭大哥」不是帶頭反思，而是要嚴查洩密。
另外一層不能說的秘密是：諸大佬不久之後也相繼曝出性侵，而且，最終也都平穩落地。
2020再曝Metoo，個人與機構應對升級換代，不論是加害人還是涉事機構，都以「輕車熟路、游刃有餘」。「所謂機制最終只會成為施暴者逃罪的庇護所」。「Metoo圈文」已經講得很清楚了：「這一切在這些精英公益機構看來，只是因輿情所需的公關罷了。到頭來，『劉韜涉嫌性騷擾』，只是被視為一場針對公益圈的『污名化』的危機，而非針對行業現狀的一次反省和批評的危機；就怪不得這些機構只會最後拿著這些所謂的『機制』做赤裸裸地公關、做切割……」。
屁股決定腦袋
劉韜性侵害事件曝出後，「在這些有利益相關的主體上，我們看到的卻是，他們規避、切割責任，變相地為可疑施暴者慣犯提供沉默的庇護所，所謂消極的惡；而後卻私下加以譴責來自公益社群的批評……」，涉事組織及其背後大佬，當下反應和後續策略，見於商圈、見於官場並不奇怪，已是第一部門第二部門慣用手法。不管是「銀杏」揮刀切割還是「青莪」踢人出群，操刀經理人與背後金主，所做所為，皆出本能。
以他們的智力與能力，不是不明白這樣做對中國公益事業侵害，但還是做了，顯然在意的不是這個。「建立美好社會（億方）」、「讓每個人都能有選擇、有尊嚴地生活（銀杏）」，只是掛在網站上給人看的目標宗旨，只是一句話而已。
所有的江湖都可以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唯公益不能，因為公益事業天生帶有公共利益道德指向，圈中人士失德和機制失制毀掉的是公眾對於公益理想和公民社會的信任。短短時間裡，僅「銀杏計劃」就貢獻了四例Metoo，一粒老鼠屎壞掉的何止一鍋湯，還會連累「公益事業」這個鍋子。
那麼，我們怎麼辦？「亮出你的理想或者空空蕩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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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出你的理想或者空空蕩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