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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美國維吾爾協會前主席伊利夏提在2015年與母親通過最後一次電話之後，母親便音訊全無，至今不知在中國的家人是否安好，在母親節的這天，伊利夏提寫下自己與母親過往的互動和後來遭到迫害而被迫分離的過程，儘管在海外仍心繫身在中國不知何處的母親與家人，期盼能再聽到母親的聲音，甚至能夠看上母親一眼。
5月5日，星期二早晨，小女兒一起床就問我：「大大，今天是節日，你知道嗎？」我有點驚訝，實在想不起來是什麼節日，只好說不知道。女兒讓我拿手機看日曆。打開手機日曆一看，哎，還真是個不知名的節日；是墨西哥人打敗法國人的紀念日；看了看維基百科，美國靠近墨西哥邊界一些州也會慶祝。
和女兒一樣，小時候，我也喜歡過節日，盼望過節日；過節有好吃的，有新衣服穿，偶爾還能有一點錢，最重要的是全家團聚，熱熱鬧鬧的。
長大了，伴隨著年輕時的傲慢與目空一切；開始選擇性過節；總記住自己喜歡的節日，準備充分；對自己不喜歡的節日找理由躲避，或敷衍一下；對父母期盼的家庭團聚，也只是蜻蜓點水般滿足一下就以百般理由逃跑。
再大一點了，自己有了家，開始品嚐社會的甜酸苦辣，又開始喜歡節日了；因為節假日來了，就可以和父母兄弟姐妹歡聚一堂、談笑風生，聽父母講述他們在艱難歲月裡的辛苦掙扎，姊妹間可以回憶共同嬉戲的童年歲月；在那一刻，在那一天，我們都可以忘掉社會、工作和家庭的壓力、煩惱和瑣碎，享受一點家庭的溫馨和快樂。
伴隨年齡的增長，節日也開始多起來了；儘管大多數新來的節假日，被商家們包裝的找不到原味了；但節假日對我們維吾爾人，一個必須每天直面無處不在的民族歧視，時時刻刻尋找逃脫令人窒息政治環境的維吾爾人，成了一個暫時忘掉世間痛苦的快樂時刻。
所以，我也和大多數我那一代維吾爾人一樣；伴隨政治壓力的黑雲壓境，尋找著節日，期盼著節日；這樣，就在自己傳統古爾邦節、開齋節、諾茹孜節等的基礎上，又加上了母親節、父親節等等；當然，年輕人更喜歡情人節。
維族知識分子的母親是文學滋養來源
我更喜歡母親節；因為相對和父親，我和母親一直更近，共同語言多；我和母親可以談很多；母親文學修養很好，自50年代，她就開始收藏書了，家裡有很多發黃了的前蘇聯中亞幾個共和國出版的維吾爾語書；她讀的書很多，我最早知道高爾基、萊蒙托夫、馬雅可夫斯基、阿不都拉·卡德爾（Abdullah Qadiri烏茲別克斯坦作家）、阿拜·庫南拜（Abay Kunanbay哈薩克斯坦作家）等，都是自母親聽來的；母親也和我一樣，喜歡詩歌；而且對我的理想追求，母親一直是毫無保留的支持，從不拒絕。
大概是90年代末期，母親節剛剛開始在東突厥斯坦進入維吾爾知識分子家庭，大家也就是願意的過一下；但90年代末期，也是東突厥斯坦開始伴隨伊犁97大屠殺，進入了對維吾爾人政治迫害的刺骨寒冬期；記得大概是在2000或2001年，弟弟在烏魯木齊上學惹了一點事，母親被請到學校去了，母親希望我也能去。
我請了一個假，急忙趕中午到了烏魯木齊，然後就和母親、弟弟一起和校方見面談話；聽完校領導訓話，已經是下午了；在走出弟弟學校辦公樓時，我第一次注意到走在前面的母親蒼老了許多，白頭髮也多了，而且，走路也沒有那麼順了。
找了個旅社住下，晚上，我們出去吃飯，偶然發覺那一天是母親節；我想送個什麼東西給媽媽，但既找不到花，又找不到其他什麼合適的禮物；我急得團團轉，弟弟看到了問我什麼事，我告訴他是母親節，想給母親一個驚喜，弟弟說哥你等一會兒，然後他走了。
好長時間後，弟弟回來了，手裡拿著明顯是從哪個花圃裡摘來的一把花；儘管花束長短不齊，但中間幾支玫瑰特別紅、特別艷；我接過弟弟拿來的花，遞給母親說：「媽，我們才知道今天是母親節，沒有準備什麼，我們兩兄弟送你這束花，祝你節日愉快，希望媽媽像這些玫瑰花一樣永遠青春靚麗。」
隨手摘來賀節的花看見母親的愛與感動
母親沒有準備，一時也有點驚訝；但看到花特別激動，她眼含淚水，嘴唇顫抖著，一句話也沒有能說出來，母親默默的接過花，深情的看了我們兩兄弟一眼，然後低頭吻那玫瑰花，任憑眼淚順著臉頰流下來滋潤玫瑰花瓣。
我說：「媽，這次匆匆忙忙，我沒有什麼禮物給你；我發誓，下次母親節，我會回家為你祝賀，送你特別的禮物。」
母親看看我說：「兒子，我只希望你們兩兄弟有出息，有個好工作，安定的生活；但你們倆都太要強，都不安分；我發自內心的希望你們倆像天上的雄鷹，在藍天自由飛翔；但心裡總是怕失去了你們。我不需要母親節禮物，只希望你們經常來看看我，還和以前一樣，和我聊聊新書詩歌等什麼的，好嗎？」
當時，我和弟弟一邊擦拭著母親臉上的淚水，一邊安慰著母親，並發誓一定會經常看望母親；但事實是，第二天晚上，我留下母親和弟弟，又急匆匆的趕回了石河子。
後面的幾個母親節，我也沒能像承諾的回家給母親過，也沒有能送她什麼特別禮物；總以為會有機會，但不幸，2003年我被迫去國。
海外的維族人無法得知家人下落，就連身處新疆的母親們也得面臨骨肉分離的處境。圖為哀淒的維吾爾母親們。（取自Human Rights Watch）
2003年出國母親已知可能是永別
記得那天，2003年11月16日，我急匆匆來到哈密和父母告別；儘管我心裡知道這一去可能是永別，但我還是極力安慰父母說我過幾年就會回來；母親很敏感，她知道我這一去回來的可能微乎其微。
17日晚上，臨上火車，母親緊緊地摟著我，親吻著我的前額，說到：「兒子，我為你高興，你要高飛了，你是雄鷹；是雄鷹就該高飛，飛的遠遠的；石河子不是你應該呆的地方，委屈了你幾十年，我高興你能離開；但我捨不得，兒子，我捨不得；我不知道這一生，是否還能再見到我的雄鷹；祝福你兒子，願真主保佑你高飛！」
再往後，流亡馬來西亞，到美國安頓，顛簸窮困的闖蕩中，也沒有來得及給母親買什麼特別的禮物，只是每年在母親節到來時，想起來了，就打個電話祝賀一下母親；但心裡一直有個願望，就是一定要給母親正式的過個母親節，給她送個特別的禮物，回家、或在美國。
中國血腥鎮壓 家破人亡
但不曾想，弟弟的被殺、妹妹的被抓，家鄉不斷的血腥鎮壓，使我一邊忙於生存，一邊忙中偷閒為民族發聲；總是幼稚的以為還會有機會，似乎父母親永遠會等著我，似乎邪惡的中國殖民政府不會比這還邪惡。
2015年父親去世後，大概是5、6月份，在一次電話中，我問母親能否試試辦個護照，母親在電話那頭說：「兒子，你那麼聰明的人，還說這話；這裡有你父親和弟弟的墳墓，我必須每週去看他們，我走了誰來看他們呢？再說，這裡這麼好，人們對我也特別好；兒子，你知道嗎？這裡派出所的警察可好了，他們幾乎每周至少來看我一次，我去奎屯看你妹妹，他們把我送到火車站；回來，他們把我送回家，我能離開嗎？」
我沒有告訴母親，我知道可能辦不成，但我不就是抱個僥倖心理罷了；就這樣，只剩電話聯繫了，但慢慢的，母親在電話裡的話也越來越少了。
最後，大約是2015年的8月的一天，當我打電話時，母親拿起電話問候完之後，沉默了一會兒，說到：「兒子，以後不要再給我打電話了，請你向真主祈禱我們平安，祈禱真主保佑你妹妹們家庭平安；我也祈求真主保佑你，求主使你家庭幸福；兒子，記住，我們永遠愛你；你是我的雄鷹，願你繼續高飛。」我拿著電話，還沒有來得及反應，母親似乎在電話那頭說了句「再見！」電話裡只剩「嘟嘟、嘟嘟……」的忙音了。
海外的維族人只想知道自己的母親、家人都還平安嗎?圖為海外維族人為失蹤的家人請命。(特約記者王風 攝)
2015年最後通話母喊別來電了 從此音訊全無
那是我和母親最後一次的通話了，到今天為止，算起來已經快5年了；四個母親節，在不知母親和三個妹妹死活的煎熬中過去了；和大都數海外維吾爾人一樣，這幾年，每天，我都是在不知道父母親人是否還活著的焦慮中，每天，不知父母親人在哪兒的憂慮中度過的？
但作為兒子，我的心願還在，只要還沒有聽到母親走了的確切消息，還是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為母親過一個母親節，向她送上一大把玫瑰花，給她一個特別的禮物，讓她高興一下，想再看一次，母親手拿花束眼含淚水低頭親吻玫瑰的那一幕；儘管知道弟弟不在了，那一幕永遠不會再現了，但也可以算是告慰下弟弟在天之靈，彌補一下我的遺憾。
這不，星期天，5月10日，將是我和母親失聯後的第五個母親節；現在，我不敢奢望能給母親過個母親節，祝福她，給她送個特別禮物了；我只希望能聽到她還活著的確切消息！希望知道她在哪兒？希望能再聽聽母親的聲音！希望能再聽母親說一次「你是我的雄鷹，高飛兒子！」這，不應該算是過分的要求吧！